時值中美雙邊投資協(xié)定(BIT)談判關鍵時刻，國務院要求制定國家版負面清單的消息引發(fā)廣泛關注。

　　昨日，中國政府網發(fā)布《國務院關于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維護市場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其中包括放寬市場準入、強化市場行為監(jiān)管、夯實監(jiān)管信用基礎等九大項、33個小項的內容。

　　《意見》明確提出，要制定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即實現(xiàn)清單之外非禁即入，限制政府的權力。多名受訪學者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如此迫切推出負面清單，一方面是激發(fā)市場活力，更重要的是迅速和國際接軌。

　　加速接軌國際

　　《意見》提出：“制定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國務院以清單方式明確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資經營的行業(yè)、領域、業(yè)務等，清單以外的，各類市場主體皆可依法平等進入；地方政府需進行個別調整的，由省級政府報經國務院批準。”

　　《意見》并未明確負面清單的出臺時間，只是明確由國家發(fā)改委和商務部牽頭負責。

　　一名官方科研機構研究人士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稱，去年下半年，相關高層就在內部講話上提出過負面清單取代支持目錄的思路。與此同時，相關部門開始對負面清單展開調研和研究，預計以試點的方式逐步推行。

　　上述研究人士稱，高層去年在一次內部講話時就曾表示，政府部門要將一些本該市場管的事情交給市場，要相信市場優(yōu)勝劣汰的力量，并考慮今后不要輕易再出臺鼓勵支持類目錄，要搞負面清單。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國際法研究所所長余勁松近期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從國內情況看，改革開放的深化要求政府進一步放寬管制，特別是對某些行業(yè)，應逐步取消對民營企業(yè)和外商投資企業(yè)的準入限制，促進競爭；從國際形勢看，投資自由化是大勢所趨，許多發(fā)展中國家也都在放松外資準入管制，有些國家還通過雙邊或區(qū)域性投資條約或自由貿易協(xié)定實現(xiàn)了投資逐步自由化的義務。

　　負面清單是國際上重要的投資準入制度，目前國際上有70多個國家采用“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具體來說，就是政府以清單的方式明確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資經營的行業(yè)、領域、業(yè)務，清單之外的，各類市場主體皆可依法平等進入。不少學者均對記者表示，負面清單的意義一方面在于激發(fā)市場活力，更重要的正是接軌國際的戰(zhàn)略考慮。

　　事實上，負面清單這一概念在國人眼中長期相對陌生。直到去年7月舉行的第五輪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S＆ED)，中方同意以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為基礎與美方進行雙邊投資協(xié)定(BIT)實質性談判，這一概念才逐漸成為經濟領域的“熱詞”。

　　如今，第六輪S＆ED將于今日召開，此次對話中，已進入實質性文本談判階段的中美BIT備受矚目。在此前召開的吹風會上，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表示，預計本輪對話雙方將進一步就BIT談判取得新的共識。

　　“不可否認，中美對于BIT負面清單的分歧確實是目前阻礙談判進一步進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部副主任白明此前對媒體稱。

　　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李侃如對媒體表示，伴隨著S＆ED的召開，美方關注的焦點之一在于中國能在多大程度上開放那些目前對美國封閉的產業(yè)，厘清負面清單對中國而言有不小難度。

　　如今在S＆ED召開的前一天，中國明確表示將制定市場準入負面清單，“這也是中國在表達自己的對話姿態(tài)。”上海財經大學自貿區(qū)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波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中國目前參與的許多國際談判，包括中美BIT、中歐BIT，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都是必需的。”陳波說，談判的時間窗口期都很緊張，所以中國必須盡快拿出自己的負面清單。

　　全國版與地方版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實行統(tǒng)一的市場準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進入清單之外的領域。這意味著對外資和內資都將實行負面清單投資管理模式。在這一基礎上，多地區(qū)展開了負面清單探索。

　　目前來看，對于負面清單的探索，上海自貿區(qū)最受關注，尤其是其出臺的2013版和2014版兩張負面清單。

　　不過，雖然都是負面清單，自貿區(qū)版和全國版還是有所不同。

　　首先，自貿區(qū)版負面清單的全稱，是《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qū)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也就是說，這份適用于28.78平方公里的負面清單，是針對外商投資的。

　　而國務院要求制定的這份清單，則是針對各類市場主體的，既包括外資，也包括國資、民資。

　　陳波表示，全國版負面清單應該會更加謹慎，可能力度并不會如自貿區(qū)版那么大。但是，“全國版的負面清單必須要與上海自貿區(qū)版方向大致看齊，否則后者在復制推廣時就很難實現(xiàn)全國的落地對接。”陳波說。

　　與此同時，自貿區(qū)的負面清單雖然旨在向全國推廣，但是因為很多產業(yè)并不適合自貿區(qū)發(fā)展，所以相應的效果也需要在全國推廣后才可看出。而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和對外開放力度的加大，負面清單也需要調整。比如上海自貿區(qū)負面清單就已經出臺了2013版和2014版。與2013版相比，2014版的特別措施從190項變成了139項，減少了51項，調整率達到26.8%。

　　在負面清單成為“熱詞”之后，全國各地都開展了相關的探索，形成了負面清單地方版。最新的地方版負面清單來自于河北保定：7月7日，保定市政府正式對外公布了首批“四份權力清單”，其中包括保定市產業(yè)政策目錄負面清單、外資項目負面清單和主體功能區(qū)負面清單共766項。

　　此次《意見》要求制定全國版的負面清單，必然要求相對統(tǒng)一。對于地方的探索，《意見》提出，地方政府需進行個別調整的，由省級政府報經國務院批準。

　　新華社近日評論稱，需要明確的是，負面清單投資管理模式首先必須通過投資管理相關法律的修訂來形成制度，并在國家層面制定限制和禁止的投資領域清單。地方政府的主要責任在于落實和執(zhí)行相關政策，而不是制定各自版本的負面清單。

　　前述研究人士則稱，國務院的發(fā)文與自貿區(qū)和地方的探索都沒有必然聯(lián)系，也沒有要求短期內立即大范圍推行。“‘合適就推’仍然是原則。”他表示。?